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增長6.6%，增速比上年下降0.2個百分點。全年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態勢持續顯現，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較好完成。

在“穩中有進”方面，首先，經濟結構繼續優化。2018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為52.2%，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其次，三產占比的持續提高保障了新增就業的穩定增長。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61萬人，比上年多增10萬人，連續6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完成全年目標的123.7%。同時，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在不斷上升。2018年三產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9.7%，比2015年提高了6.7個百分點。最后，“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扎實推進，企業資產負債率(特別是國有控股企業)持續下降。全年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5%，比上年小幅提高0.6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國有控股以及大中型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2.6%、58.7%、57.7%，分別比上年下降0.7、1.8和1.9個百分點。

但也應看到，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首先，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擴張趨弱將會給中國出口導向的制造業投資增長形成較大的下行壓力;其次，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快的背景下，近年來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也趨緩下降，加上過去兩年家庭負債率的急劇攀升等，都將抑制居民消費支出的快速增長。最后，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較為突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力度還需進一步加強。

在深入分析今明兩年國內外經濟環境可能存在的各類不確定性的基礎上，應用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模型)，課題組對我國宏觀經濟主要指標進行了預測。預測表明，今明兩年盡管中國經濟增長仍將延續穩中趨緩的態勢，但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穩步推進，一系列以開放促改革、以競爭提效率的政策舉措，將能極大地穩定市場信心，激發市場活力，從而顯著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有效推動高質量發展。

模型預測，2019年我國實際GDP預計將增長6.4%，增速比2018年減少0.2個百分點;2020年，GDP增速可能回落至6.32%。考慮到各種可能的不確定性，今明兩年GDP增速將保持在6.2%-6.5%的區間內，不會發生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情況。

投資方面，預計今明兩年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態勢將得到有效遏制。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將增長7.25%，增速比2018年提高1.23個百分點;2020年增速可能下降至6.58%。

消費方面，預計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將增長6.03%，增速比2018年提高0.43個百分點;2020年，該增速預計將小幅回落至5.85%。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預計將增長8.16%，增速比2018年下降1.75個百分點;2020年預計將回升至8.44%。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計名義增長8.92%，增速比2018年降低0.13個百分點;2020年增速與2019年持平。

物價方面，預計2019年CPI上漲2.01%，漲幅比2018年下降0.12個百分點;2020年CPI漲幅可能降至1.86%。2019年PPI上漲1.40%，漲幅比2018年降低2.13個百分點;2020年將上漲1.34%。

外貿方面，預計2019年出口總額(現價美元值)增長4.42%，增速比2018年降低5.42個百分點;進口總額(現價美元值)增長10.72%，增速較2018年降低5.12個百分點。2020年，出口總額(現價美元值)和進口總額(現價美元值)增速預計分別為4.00%和14.34%。此外，中國外匯儲備有望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

減稅降費促進民間投資快速增長

2015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抑制了制造業的投資增長，導致工業增加值增速放緩等一系列問題。民間投資增速若長時期無法出現明顯反彈，將不利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效益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圍繞如何激發民間投資的問題，中央政府明確表示，要通過金融支持、減稅降費，全面支持民企融資。這些政策措施無疑將穩定并提振市場信心，提升市場活力，促進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

在減稅降費方面，2016-2018年，通過“營改增”、降低增值稅稅率、提高個稅免征額、增加個稅應納稅額抵扣項以及一系列針對小微企業、“雙創”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結合“放管服”的簡化行政程序、減少行政收費等普遍性降費措施，分別實現了6196億元、1萬億元以及1.3萬億元的減稅規模。國內的減稅降費政策，加上全球經濟的同步復蘇，民間投資增速在2016年觸底后開始了恢復性增長。

然而，2019年全球經濟擴張趨緩可能削弱自2017年開始民間投資增速上升的勢頭。基于此，報告提出，2019年，除了繼續實施大規模的普惠性減稅政策之外，還應通過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切實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成本，在促進企業有效投資增長的同時，提升企業競爭力，并以此實現穩投資和穩就業。

從宏觀層面看，首先，降低企業社保繳費率有利于企業利潤的增加，從而能夠促進企業的投資增長，帶動經濟增長，進而提高財政收入增速;其次，降低企業社保繳費率有利于降低企業用工成本，激勵其擴大勞動雇傭，促進就業增加，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費，改善總需求結構;最后，企業成本負擔的下降、利潤增速的提高將有利于企業研發投入的增長，進而推動技術進步和提升勞動生產率。

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中國每單位參保人員的平均基本養老保險費增速不斷加快。在中國現有的社保繳費制度下，企業和個人因此需繳納的社保負擔也快速增加。盡管自2015年以來中國已經實施了五次社保費率下調的政策，但整體而言，企業和個人負擔的社保費率仍然較高。較高的社會保險繳費率，顯著提高了企業用工成本，擠壓了企業利潤空間。

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費率決定機制，能夠減輕企業生產經營負擔，控制用工成本過快上漲，推動勞動要素優化配置。同時，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也能促進企業擴大創新投入、提升企業長期競爭力。因此，應對企業社保費率作出適當調整，做到既有效減輕企業負擔，又不會影響參保人員的總體待遇水平。

為了模擬分析降低社保繳費所產生的宏觀經濟效應，課題組進行如下的反事實分析假定：假定基本養老保險收入與參保人數的比值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三年間都保持在2015年人均3750.9元的水平，而不是實際上2016年提高至4279.4元、2017年進一步提高至5727.5元的現實情況。在此假定下，2016年和2017年，企業和個人可以少繳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將較實際值分別減少4691.25億元和12274.70億元，合計將減少16965.95億元。

基于上述反事實分析的假定，課題組設定兩種用于模擬分析的情景假定：一是將因此少繳的社保費用全部轉移給企業作為其利潤的增加;二是將因此少繳的社保收入全部轉移到居民部門作為其勞動報酬的增加。

基于CQMM模型的模擬分析發現：無論是將企業和個人少繳的社保費轉移作為企業利潤增加，還是轉移作為居民勞動報酬的增加，均有助于提升經濟增長速度，促進居民消費提高，帶動財政收入增長。同時，因為能夠切實減輕企業的成本負擔，還能激勵企業增加投資，進而促進就業，提高居民收入。此外，相對而言，將減收的社保繳費轉移到企業作為其利潤增加，更有助于促進企業投資增長，進而產生更大的財政收入效應和短期經濟增長效應;而將減收的社保繳費轉移給居民作為其勞動報酬增加，對促進居民消費的增長作用更強，且能夠進一步改善總需求結構，實現經濟結構的再平衡調整。因此，從高質量增長的角度看，將減收的社保繳費轉移給居民無疑將產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繼續穩步推進“六穩”的政策建議

進入2019年，中央政府繼續穩步推進“六穩”工作部署，通過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對外開放、優化營商環境等措施來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場活力，釋放內需潛力，增強經濟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同時，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支持、減稅降費等措施，以全面支持民企融資，確保民間投資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這無疑是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找到了破解上述政策執行困境的突破口。

對此，我們提出以下幾方面的政策建議：

第一，全面支持民企融資，不僅僅是為了實現短期內“穩投資”的目標，更應著眼于實現長期“提升企業競爭力”的目標。為此，當前的金融支持和減稅降費等政策舉措，應當著力于擠出無效、低效投資，促進有效投資增長，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升競爭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持續快速增長。

第二，貨幣政策在總量控制的同時，要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為穩定有效投資增長提供條件。在保持廣義貨幣M2、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的同時，應把重點放在調整信貸投向結構上，確保對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的比重穩定在60%以上，以真正落實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與此同時，應通過機制創新，切實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

第三，積極財政政策應繼續實施大規模的普惠性減稅降費政策，以減輕宏觀稅負。2017年，中國廣義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34.4%，分別高出美國與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3.2個和2.4個百分點，僅落后于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4.3個百分點。表明，現階段宏觀稅負的減輕仍有一定的空間。

第四，2019年開始社保費改由國家稅務機關全責征收后，在加強了社保繳費合規性的同時，還應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切實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成本，以推動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實現就業的穩定增長。

第五，應充分關注居民負債率的持續上升對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的負面影響。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以及城鄉收入差距依然嚴峻的背景下，更重要的，在居民實際收入受勞動生產率增速趨緩而難以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居民負債率的快速上升，將會抑制居民消費支出的增長，阻礙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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